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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祯

2018-9-15

李维祯,我国药学界德高望重的药学专家,河北省无极县人。1926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在陕北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维祯参加革命后曾先后担任红军卫生学校教员,八路军卫生部医药材料科长、制药厂厂长、药科学校校长,军委卫生部药材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北军区卫生部药政处长,天津制药和卫生材料总厂厂长。解放后任军委卫生部药政处长、药政局长,兼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等职。1958年由部队转业到地方,任沈阳药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辽宁分院副院长、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药学会理事长、中国药学会老年药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保健食品协会常务理事等职。1987年离休,1998年逝世。
    李维祯1910年7月13日出生在河北省无极县城西楼下村的农民家庭,祖上历代为农,兄弟四人,他居第四。父兄粗识文字,在家务农,惟他得到父亲偏爱,才有读书就学的机会。1918年在本村小学读书,1923年转到无极县城高级小学读书。他的童年时代,正处于社会生活动荡不安定的年代。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不久即被袁世凯窃取领导权,建立了反动的北洋军阀政权。国家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土豪劣绅横行霸道,贪官污吏搜刮百姓,一片民不聊生的景象。李维祯的家庭在当地尚算富裕,以小米、苞米、地瓜等粗粮为主食还能吃饱,过年过节还能吃上几次白面。他父亲和兄长节衣缩食为他积攒学费,供他上学。他知道自己能够上学读书是不容易的,所以学习很努力,成绩也较好。他幼年清淡的生活,培养了他艰苦朴素的思想。在充满着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生活,似懂非懂地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也知道一些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腐败,土豪横行霸道,百姓生活贫困的种种现象,这些生活现实,在他童年的心灵中打下了较深的烙印,影响和锻炼了他幼年的救国思想和反抗精神。
    1925年6月,李维祯15岁时考入了省立正定第七中学。在校前期,他按照其父的嘱咐,做个不问国事的老实人,天天埋头读书,惟求功名富贵。后来他意识到将来做事要靠朋友帮助,于是开始广泛联系同学,接交朋友。他在交友过程中,结识了进步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许多同学,使他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正定七中进步力量较强,校内有地下党的组织,并与当时的保定育德中学、第二师范学校等进步力量互相联系呼应,在河北省形成一股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1926年在中共北方局李大钊领导下,在保定成立了共青团特委,领导河北省各中学的革命活动。李维祯所在的正定中学也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党团员近百人,领导人是尹玉峰及保定特委派来的专职人员王之揖。还有外围组织,其中反帝大同盟是公开的爱国外围组织,李维祯也参加了这一爱国团体。李维祯积极参加由党组织领导的反军阀、反官僚和反日爱国运动,也参加过反当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群众斗争。由于李维祯思想进步快,参加革命活动积极,于1926年冬,由尹玉峰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担任中学团支部书记,直至1929年。他入团后表现更为积极,曾领导学生开展争民主、反贪污,反对学校改组派的斗争。他还参与农民运动,利用寒暑假回家乡时,开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等活动。192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那一天,李维祯秘密串连一些进步学生,到正定大街游行示威,宣传革命道理。正定城内有个大豪绅叫杨××,是个大富翁,同国民党县党部的头子勾结一起,包揽诉讼,霸占田产,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李维祯等革命青年上街游行那天正值大集,听演讲的人很多,当时他站在高台上慷慨陈词地说:“同胞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把这三座大山搬倒,劳动大众便无出头之日!……”突然,人群中传来一声怒吼:“打倒大土豪杨
××!”顷刻,人们愤怒的情绪抑制不住了,一拥而起,把杨××家的门楼上那块“德善至上”的大匾拽下来,砸个稀巴烂。接着人们又冲进宅院,要找杨××算账。平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杨××,此时被群众的革命行动吓坏了,偷偷地从后门溜跑了。这次游行示威的胜利,李维祯等革命青年极为兴奋,并认识到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任何庞大的反动势力都不可怕。
    此后不久,他们又回到老家,帮助家乡的贫苦农民,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与当地的地主恶霸开展斗争。但是他们的行动很快被国民党的特务盯上了,不久,学校以共产党嫌疑分子为由,将李维祯、尹玉赞、王容荫等进步学生开除了学籍。他们离校后,相继又有一批青年团员被停止了学籍。在这些学生中,李维祯年龄较大,活动能力较强,大伙信任他,他就带领这些失学的同学,北上保定、北平,找到原曾在正定中学教国文的苏老师。这位老师同情进步学生,他经多方联系,把几名低年级的学生范瑞林、尹玉赞等安排在保定志存中学和同仁中学继续读书,郭廷臣、张朝鲁等送到北平,继续就读中学。李维祯当时离中学毕业仅差几天,为了继续升学,他找到了正定县城顺城街路东的华丰鞋店(曾为地下党联络站)经理郝庆玉,他是一位地下党员,时任中共保定特委书记,经他托人到学校交涉,学校以“证据不足”为由,给李维祯开了一张准许报考大学的证明,但不发给毕业证书。然而,这张证明却为李维祯的高考创造了条件。
    1929年秋,李维祯拿着准考证明北上保定、北平,准备报考大学。他原本想考法政大学或北京大学,但是当时大学的招生简章都明确写着:新生入学须先交足二百(或三百)大洋的学杂费……这对于一个农民的孩子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只能望洋兴叹。他带着失望、苦闷、惆怅的心情走在北京的一条大街上,走到十字路口时,看到许多人在那里议论,他走近一看,墙上贴着一张高等军医学校的招生广告,上面写着:免费入学,毕业后可在军队里任职,享受军官待遇等等。李维祯在无法上理想大学的情况下,只好决定去报考军医学校。结果成绩合格被录取。从此他走上了从军之路。军医学校是袁世凯时期开办的,隶属于军政部,后改为国防医学院。学校实行军事管理,出入均不自由,只讲服从,不讲民主,禁止任何政党活动。但实际上校内有地下共产党组织,负责人是湖南的周遣和顾州等人李维祯入学后,孜孜不倦地用功学习。不久又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1930年间,李维祯串联在北平的无极县籍学生,成立了“北平无极籍校友会”,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大、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的无极籍学生六七十人,由于李维祯思想进步,活动能力强,又热心为校友服务,大家就推选他为校友会会长。主要负责人还有朝阳大学的纪如琦、法大的刘振华、北大的阎克明等。
    李维祯作为会长常利用假期回无极老家,与当地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为无极县党组织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无极县有个国民党员区长,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老百姓都怕他、恨他,想告他又无人敢出头。1931年暑假,李维祯和纪如琦等几个校友会成员商议后,串联了几十户受害最深的苦百姓,把反动区长的罪行收集起来,以校友会的名义告到国民党省党部。这一下老百姓胆子大起来了,纷纷投书国民党省党部,告发反动区长。国民党当局一看众怒难犯,又有北平学生出面,为掩人耳目,便批令无级县公安局长调查办理此案。无极县的县长张裕,也是一个心毒手狠、阴险狡诈的人,当时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百姓对这样的贪官恨之入骨,纷纷要求县政府公开财政收支账目。但县政府对人民的要求置若罔闻,而且扬言要镇压“闹事”群众。这年暑假,李维祯和校友会的几位青年学生在县里得知此事后,便以无极籍校友会的名义,带领群众代表到县政府说理,并警告县长张裕,如不接受群众要求,就要把他们的罪行带到保定和北平去公布。张裕怕事情闹大,对其不利,只好答应群众的要求,同意公开收支账目。当然,诡计多端的伪县长,是不会让群众知道他们的贪污劣迹的,他早已做了手脚。
    这两件事,大扫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气焰,大长了劳苦大众的志气。当地群众编了一个顺口溜:北平有个校友会,不畏强权为穷人,他们来了官害怕,穷苦百姓笑哈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东北很快沦陷,大批流亡学生来到北平,他们把丢失国土家园、流离失所的悲愤情感和悲痛歌曲带到了北平。北平的青年学生也震怒了,也都义愤填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的爱国激情日益高涨,采取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李维祯痛心疾首,更坚定了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支持革命力量和为人民争自由的思想。
    他的战友、原正定七中的共青团领导人韩元贞,中学毕业后回乡在藁城县任某区公安局长,因他有革命思想基础,在他任职期间,对县里国民党右派势力维护地主富豪利益,欺压贫苦农民的种种行径深为不满,他坚持真理常与他们争执,因此引起了右派势力的仇视,后下毒手,借故将韩打入监牢。李维祯为了救难友找关系,冒雨跑了百余里泥泞小路,找到了原正定中学的同学赵清真等人,吃尽苦头营救了难友。他并设法将韩介绍到北京卫戍医院当临时工,使他躲避了灾难。韩元贞在抗战期间,曾任民军某旅旅长,后在战斗中牺牲。
    李维祯的四年军校生活,初期刻苦读书,努力学习医药技术,立志为民造福,后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与贪官污吏作斗争,为贫苦大众办好事,对同志战友真诚无私,对反动势力斗争不懈,表现了一个革命青年忧国为民、追求真理的精神。1933年夏,李维祯不平静的四年军校生活结束后,被分配到浙江宁波防守司令部军医处作见习生。在这一年的见习期内,虽然比较消遥自在,但他看到了国民党军队里的种种腐败现象和派系斗争,感到在这里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军校毕业生只能在军队服役,于是他经再三思考,根据他从现实生活中的观察和多方面了解的情况,认为东北军与其他国民党军队有所不同,它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有中立思想的表现,不愿意打共产党,对东北流亡学生有同情心,又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因此他找学校教官杨树森帮忙,经杨先生的联系介绍,1934年秋他终于调到了东北军67军王以哲部110师,在军医处任司药官,驻防在河南商城县于子店。当时在师部医院里,像李维祯这样的军医大学毕业生也属凤毛麟角,见他人又精明能干,工作也干得出色,因此很快成为医院的负责人,在师部上下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1934年春,无极县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破坏,时任县委书记等职务的翟司升、刘毅之等同志及部分进步教师被逮捕。其他领导人地下党员赵卓云和高双进、杨广华等,闻讯外跑投奔李维祯。李维祯凭借自己的职位和影响,想方设法作了安排。将赵卓云安置到师部军械处任文牍上士,高双进安排到北平卫戍医院做临时工。赵卓云到军队后,工作认真出色,很得人心,群众关系很好。但由于他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丑恶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为避免出事,李维祯又设法将其转移到该师的28团医务所任上士,因该团在距师部百里外的山沟里,故相安无事。杨广华到了地方军阀驻陕西绥德高桂滋部做军士。不料这一年的一天,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给师长何立中发来一份通缉令,要他捉拿高双进、杨广华,并涉及到李维祯,通缉令写道:“高双进、杨广华系共党分子,投入贵军李维祯处……请逮捕归案。李维祯是否共产党员尚无实据。高、杨二人混入,事关重大……”何师长于一天早晨找李维祯谈话,并拿出文件令李自己看。同时又打官腔说:“我是按上峰命令办事,没有办法呀!”李维祯边看边思索,沉着地说:“何师长,那你就按上峰命令办吧!”接着又说“高杨二人没到我处,我带来的一个勤务兵姓高,但从年龄和到军队的时间上都与文件不符,所以这个文件纯属误会……”又说:“我们县里有派别之争,我曾支持过高小时候的老师,与国民党人竞选教育局长,他们对我怀恨在心,故有此一举,是属陷害……”何立中师长中立思想较明显,对国民党没有好感,对共产党也不反对,他听后沉默一会儿说:“河北省净出这些乱弹琴的事”,“按理说,我可把你送到北京军委去处置,不过嘛,你到本师后,大家说你很好,很有发展前途,我就不准备把你交到北京去了。”李维祯马上立正说:“谢谢师长。”何师长吸口烟又说:“当共产党还不是为了吃饭吗?在我们军队里也有出路。”“你还年轻,又是大学毕业,不要去参加这个共产党活动,跟我好好干,当官、要钱,都有你的。”他又低头看文件说:“从时间上看、从年龄上看均不对头。这样吧,你请你们处长教文柏出头,保你不是共产党,然后你再出头保姓高的不是共产党……”这个教处长嗜吸白粉,面黄肌瘦的,平时对李维祯印象和关系还不错,这次李维祯找他就送给他几两烟土,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叫李维祯自写具保书,他给盖上公章。这件事就这样回了省党部的旨,一场风波化险为夷。
    没过几天,那个教处长又对李维祯说:“有个姓赵(卓云)的是你介绍来的,可能是共产党,师长命令骑兵连到28团去抓他……”李维祯听了一惊,立即到军械处找一个主任叫辛伦,李维祯与他交往较深,请他说情帮忙。辛伦毫不犹豫地说:“赵卓云在我们这里工作得很好,老实得像个姑娘,哪能是共产党!这不是胡扯吗?……你不用担心,我去找师长。”第二天早上,教处长告诉李维祯:老辛向师长说了,师长已下令不准骑兵连去抓赵卓云了。这一惊险事又算过去了。赵卓云解放后曾任广西省民政厅长、中南局秘书长、广东省副省长、河北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1935年8月1日,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李维祯看到《八一宣言》后,把它揣在怀里,在夜深人静时,一字一句地认真细读,感到这一文件散发着民族自强的正气,顿时热血沸腾,向往红军的思绪升腾。他唤醒了睡在隔壁的几个弟兄,小声讲述他阅读《八一宣言》的体会和想法,大家躲在黑屋里悄声议论。这几个弟兄都是师部医院的骨干,他们不仅佩服李维祯的医药技术,而且很赞赏他的为人,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当李维祯说出想投奔红军,走向光明时,大伙异口同声地赞同和响应。但在这个医院里,要想集体投诚红军,决非简单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增派了不少特务,耳目很多,一旦被他们发现是有杀头危险的。所以他们特别强调严格保密,处处留神,寻找和等待时机。1935年9月,110师奉军部命令开往甘泉驻防,当时是师部大部队先行,由李维祯和张一忱带领的医院职工队伍在后。师部行至半途劳山地区时,奉命截击工农红军,但被红25、26军包围。由于东北军官兵厌恶同共产党打仗,所以与红军一接触,该师万余人的队伍乱作一团,不到两小时即被歼灭,全师大多数人交枪投降,师长负重伤,在运送医院途中死亡,参谋长被打死。李维祯看准了这一难逢机会,立即与张一忱一起,带领医院全体医务人员携所有的医药器材投奔红军,实现了他的愿望。加入红军后,医务人员都转到后方瓦窑堡整顿受训。从此,李维祯开始了崭新的红军革命生涯。当时,红军刚刚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医药方面人力、物力等都十分缺乏,对这样一个有较高技术,较好装备,人员配套的完整医院来到红军,真是雪中送炭。所以红军官兵在驻地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李维祯及所有医药人员。李维祯到红军队伍后,分配到中央红军大学任主治医生,他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就深深地感受到“红军队伍是一所新型的共产主义大学”,“大家无私心,不讲名利。讲民主、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像鱼和水一样”,“整个部队官兵平等,团结友爱,上下内外团结如铁”,与国民党军阀部队完全两样。李维祯很快被这种新思潮、新风气吸引住了,感受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精神振奋,热情高涨,不知疲劳地勤奋工作。后来他不仅当医生,而且还办护校。当时黄克诚任军委卫生部长,常到护校来讲话。护校先后训练护士500人左右。
    1936年春,红军卫生学校经历长征后,又在陕北重新恢复招生和办学。校长由外科专家王斌担任,校址设在瓦窑堡市西门外,并设有附属医院。李维祯奉调到红军卫生学校任教。当时卫校,接续江西瑞金红军卫校的班次,军医班为第7期,军药班为第6期。李维祯担任药物学、调制剂学和化学等课程的教学,并兼医生,负责重伤员的治疗。常常是上午看病,下午上课,晚上备课和编教材,还要学习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讲话或著作,所以十分紧张,经常午夜睡觉。当时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繁忙,但他总有使不完的劲。不久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1936年9月在吴旗镇由林接彪、黄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维祯等是到保安的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又掌握红军急需的医药技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十分重视和关怀,称他们是红军的新鲜血液。当时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演讲和周恩来关于形势等报告,李维祯都可以亲身聆听。1936年秋,中央直属机关举行中秋节联欢会,会场设在一个宽阔的院子里,没有岗哨,不要门票,红军指战员、士兵、学生、工业合作社职工、骡马夫和带儿携女的当地百姓,都参加联欢。舞台是一座古庙前临时改建的,台口上挂着红布横幅,上写着“抗日剧社”几个醒目大字。李维祯等高级知识分子受到特别优待,安排在靠近舞台的中间位置,他们刚刚坐好,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来到会场,并和李维祯等知识分子一一握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参加了联欢会。彭司令员没有一点架子,蹲在座位上,同李维祯等谈话,问他们对陕北的生活习惯不习惯?工作中有什么困难等等。此时此刻,李维祯心情无比激动,一种强烈的对比感,冲击着他的心头和脑海,这是在国民党军队里是无法想象的。联欢晚会如此生动活泼,官兵之间如此和谐真诚,军民之间如此鱼水情深,思想政治工作如此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一切的一切都与国民党军队中的训斥、打骂、赌卜、吸毒、欺压百姓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有幸来到了曙光升起的地方,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光明前途就在这里。
    1937年春,党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红军卫校也迁到延安,并与从草地过来的四方面军所办的卫生学校合并,新校址设在吴起镇附近的汤儿湾村,王斌仍任校长。李维祯到延安后,继续从事医疗和教学工作。同年8月25日,中央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平绥线上的日军占领大同后,正骄横地向长城一线推进,企图突破雁门关一带防线,进逼太原。八路军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卫校随军开赴山西五台,参加平型关战斗。李维祯带领卫校学生参加战地救护。从战地到山西洪洞一线,每隔数十里设立一救护站,每站配备学生10人左右,负责伤员的救治与转运工作,一直送到洪洞野战医院。当时正值秋季,伤员在长途转运中,得不到足够药品的及时治疗,很多伤员伤口化脓、生蛆,李维祯等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耐心细致地为伤员清除脓血与污物,精心护理与治疗。有一次转运伤员要抢过军事要地吉县,当时敌人已经逼近,李维祯把伤员队伍组织好,让他们迅速先行撤走。当他最后一个离开转运站时,敌人先头部队已到吉县北门外,情况十分危急,他沉着机智地从南门撤出,跑到黄河东岸。这时天色已晚,看不到人,忽然看到远处灯光闪闪,并有人喊他名字。原来这是伤病员为他担心,特意从医院跑出来迎接他。李维祯及他带领的卫校学生,为平型关战役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平型关战役结束后,李维祯又回到卫校任教。1938年春,李维祯奉命调到前方总卫生部任药材科科长,驻山西赵城一带,经常随军行动,与日军周旋穿插。后来,前方总卫生部与延安留守卫生部合并,组成军委卫生部,由姜齐贤、姬鹏飞等同志领导,李维祯仍任药材科长、党支部宣传委员。
    1938年秋,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人对根据地加紧封锁,外来援助日趋枯竭,边区军民在党中央领导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开办工业,满足军民需要。李维祯奉命根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封锁、巩固壮大队伍、保卫边区”的方针,筹建八路军制药厂。当时参加筹办工作的还有老红军郑文甫、郑柏岭、李克振、刘发辉、刘福来等。办药厂是一件利于革命、利于军队、利于人民的大好事,得到了各界、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当时负责中央财政工作的李富春,从宋庆龄爱国基金会对边区的救济款中拨出5000元,作为办厂的资金。又接收了从香港转来的数辆卡车和医药器材。为了解决药品生产急需的原料和制药设备,李维祯化装为老百姓或商人,改名换姓,出入于西安闹市,采购办厂物资。当时的西安,国民党布下了形形色色的特务,对出入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进行跟踪,甚至抓捕迫害。郑柏岭到西安才三天就被抓走,后经多次交涉,才被释放。李维祯特别小心行事。他在化学家陈康伯的协助下,进入西安市西北制药厂,很快与该厂的许多人交上了朋友,并在他们的帮助下,从西北制药厂购得了一批制药机械和原材料。他又雇用骆驼运输,沿途要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阻碍和破坏,日行崎岖小路,夜宿林间草地,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把药厂设备、器材和原料运回厂区。他又派了一批骨干,潜入西北制药厂学习制药技术,并招来了被西北药厂减员的10余名老工人。经过短期突击筹备,药厂很快就开工生产。1939年1月1日,药厂在陕西省清水源吕家村召开成立大会,宣告八路军制药厂正式成立。李维祯任药厂厂长,吴补渊为协理员,汪东兴为特派员。技师有瓮远、尹桂田、文治安、胡嘉谟(博士)、程文芝等,还有助理员郑文甫、刘发辉、李克振等,全厂职工近百人。制药厂分中药、西药两个部,以中药为主,西药主要生产注射液与片剂。这些药品,在当时对边区军民的疗伤治病都是十分急需的。由于药厂地处边缘地带,地方反动势力经常扰乱,很不安全,也不方便,因此,不久又迁至离延安120里的安塞县西河口。为了药厂的搬迁,全厂职工自己动手修盖厂房。李维祯等带领一批青年职工,到数十里外的深山老林,砍伐木料,凿打石板,扛运回新厂区后,垒墙盖房。经过三个月紧张艰苦的劳动,新建了50间新厂房。为了添置粉碎设备,李维祯又带领年轻职工,从30里外的高桥镇,用滚木粗绳,用了三天时间,把重达千斤的石碾拉回药厂。他们又响应党中央“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倚山打洞,开荒种地,植棉纺纱,解决生活之需。搬入新厂后,药厂条件有了改善,为发展打下了基础。药厂新建后发展很快,不久从大后方来的一批知识青年,派到药厂十余名,军委后勤部又派送数十名老兵到厂,并增加了技术干部李广训、周群等。还有一批医大的学生到厂参加实践教学。全厂人员多达300人。为了培养人才,提高职工业务能力,李维祯决定实行半工半读制,由李广训任教育主任。工人上午在药厂工作,下午上课学习。李维祯既是厂长,又任教师,既负责生产技术指导,又担任多门课程的教学。这样持续两年时间,不仅制药生产不断发展,而且培养了一批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制药人才。在制药生产上为解决原料的不足,李维祯组织并指导老兵职工,上山采挖药材,尽力做到原料自筹。药厂生产的药品计百余种,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医药急需,对打破敌人的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李维祯办药厂有功,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较大,1940年荣获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称号,并三次受到嘉奖,授予奖状与奖章。
    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八路军制药厂十分重视。1940年4月,朱德总司令和张鼎丞、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到药厂视察,朱德总司令还亲笔题词:“我们陕北建设工业,是抗日民族的工业,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业,你们药厂已建设起来社会主义前进的初步基础,是科学做基础的又采取了陕北落后的地点与条件,利用新旧兼用,中西并用的发展,是最实际的最有前途。我希望全药厂同志们努力工作,配合中国民族革命,并要配合全世界正在战争着、正在走向革命与胜利的伟大事业,同志们大家努力!制药厂纪念。朱德。”张鼎丞题词是:“卫生材料厂,保证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健康。”徐特立的题词是:“用科学方法改进中药,吸收中医的经验,否定其阴阳五行的神密。”
    1941年4月,军委卫生部饶正锡副部长、马海德顾问到药厂视察,并转交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是:“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是:“加强团结,努力生产,多造药品,输送前线,医好战士,打大胜仗。”中央首长的关怀和鼓励,给李维祯和全厂职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全厂职工非常激动,人人奋发图强,忘我劳动,药厂产量成倍增长。八路军制药厂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军委卫生部的领导下,以李维祯为厂长的全厂职工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不断得到发展和扩大。相继又建立了玻璃生产车间、卫生材料车间和制药研究室等部门与机构,使药厂迅速发展成为中、西药品、卫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配套的,实行生产、科研、教学相结合的综合性制药厂。
1942年药厂又迁至延安东部姚店子张二村。1944年随着抗战形势的胜利发展和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延安的大批干部派往各解放区开展工作。同时在延安组成新的军委卫生部,筹划全军医药卫生的领导工作。由苏井观任卫生部长,傅连璋、沈其震、王斌任副部长,李维祯被调任药政科长,仍管药厂工作。药厂由韩虎、饶孟文等任厂长等领导工作。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药厂迁至山西临县。1949年春,药厂奉命又迁至山西南部的新绛县,与原晋绥军区的卫生试验所和军区制药厂合并,使药厂进一步扩大,技术力量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不久,又进入西安市,改名为西安制药厂,现在已发展成为有7000多职工,生产合成药物、抗生素和制剂等的现代化药厂。
    1942年,八路军制药厂迁到延安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于2月25日发出命令:“为培养药科人材,开展制药事业与加强调剂工作,并使教育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将医科大学药科调出并入制药厂内,定为八路军化学制药厂附属药科学校,李维祯同志兼任校长,饶孟文同志为教务主任,解器、瓮远、李广训、孙绛志、龙在云五同志担任教员。着令有关人员于令到之日办理移交与接收事宜,仰即遵照执行为要,此令……参谋长叶钊英。”照此命令,医科大学(即原红军卫校)的药科独立出来,成立了延安药科学校,校址设在姚店子,与制药厂为邻。学校实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李维祯任药厂厂长兼药科学校校长,并任分总支委员(后又代总支书记)。刘仁保为政委,李敬为协理员,瓮远为研究室主任(后又提为副厂长),龙在云任生产处处长,饶孟文任教务主任。
    药科学校第一期招生20名,按原红军卫校的班次排为第10期。这期学生多属在部队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调干生,学制四年,仿正规教育模式进行教学。另有二年制,带有进修性质的药学班,招收有一定医务或药房工作基础的学员。药科学校相继又招收了第二期、第三期。李维祯既当校长,领导管理学校,又任教师,担任药物学、化学、调制剂学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还要领导制药厂,组织和进行药品生产与科研工作,所以每天工作十分繁忙。当时虽然学校条件较差,但因教师认真备课,热心教学,学生求知欲强,刻苦学习,同时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所以教学效果较好。加之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较高,所以大多数学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卫生战线的骨干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药科学校,1947年迁往黑龙江省佳木斯。1949年沈阳解放后,又迁至沈阳,接管原沈阳医学院药学系,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药学院。1952年从医大独立出来成立东北药学院。1956年更名为沈阳药学院。1994年又更名为沈阳药科大学,成为理、工、轻、管相结合,多层次、多专业,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高等药学学府。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李维祯随中央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驻在朱毫村。同年10月任华北军区卫生部药政处处长、党委委员。1949年春,北京和平解放后,李维祯随军第一批进入北京,住在平安里2号。不久,奉命到天津,接管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药厂和医药仓库,在天津山东路设立办公室。他根据中央和军委卫生部的指示精神,接管后进行整顿,重新组建了天津卫生材料厂、华北制药厂,并组合设立总厂,李维祯任总厂厂长,负责天津全盘医药器材的管理和领导工作,同时委任段勋令、瓮远为副厂长,共同进行物资清理,选拔任用干部,按排留用技术人员,组织开工生产。不久他被调回北京军委卫生部。军委卫生部由贺诚任部长,姜齐贤、苏井观为副部长,李维祯任药政处长。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后,军委卫生部药政处,成了援朝部队的药务工作指挥部。李维祯负责全军卫生器材药品供应工作,军委拨给他50多辆卡车、两架飞机,要求把药品、卫生器材直接送往朝鲜战场。彭德怀司令员还特地给军药处下达命令:“药品送不上,要严加制裁!”李维祯深感责任重大,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充分发挥自己的管理才能和丰富经验,迅速制订全军医药经费使用和卫生器材药品供应标准,改进供应方法,组建供应新体制。改变了以往医药经费分散使用和药品器材供应无计划、无标准等现象;召开全国药品生产会议,把天津、上海、沈阳等大城市的制药厂组织起来,采用军管手段,统一部署,包定生产;又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医药采购办事处,广泛收购国内外医药器材,尤其侧重组织采购进口物资;把天津小孙庄仓库、北京丰台仓库、河北获鹿储存库,迅速进行整顿和建设,用于卫生材料和药品等物资的储存。由他任厂长的天津制药总厂及其所属的天津卫生材料厂、天津华北制药厂等,更成为前线药品和卫材供应的主要基地。他又把数十辆汽车和几架飞机,进行组织调度,把药品器材等物资源源不断地直接运往朝鲜前线,并选派了忠诚可靠的干部郑文甫,亲自到前线组织领导卫生器材药品的供应工作。在抗美援朝的几年里,他日以继夜地工作,经常一天保证不了5小时的睡眠,有时甚至数夜不眠。由于他精心组织,紧抓实干,因此生产发展,供应及时,保证了前线的需要,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又兼任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供应组长,在筹划、分配防疫和灭菌药物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反细菌战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年,中国药学会新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李维祯当选为理事长。并被聘为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1954年他出任军委卫生部药政局局长。同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授予他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1956年8月,李维祯去苏联进修学习。他主要在列宁格勒军事医学研究院后勤系进修,重点学习苏联军队医药器材装备和管理,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医药器材供应的经验。同时参观访问了莫斯科药学院及一些科研院所。1957年2月回国后,他在从事军委药政局的领导工作中,参照苏联军队的供应办法和经验,立即着手改革我军医药器材的供应办法,建立了供应新制度,改进了包装与供应标准,由原来的无计划盲目供应,改为有目的、有计划、有定量标准的各级医疗箱制,既可保证需要,减少浪费,又便于运输,适于部队行军。由李维祯建立的这套军队医药器材供应和管理办法,在我军实行了较长时间,促进了我军医药卫生事业的现代化建设。
    1958年秋,李维祯由部队转入地方,到沈阳药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李维祯对沈阳药学院,由于历史的渊源感情很深。他到任后,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致力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当时我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学校也响应号召大炼钢铁,搞“公社化”、“校社合一”,教师和学生劳动过多,政治活动频繁,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降。在教师中又搞“拔白旗”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李维祯对这种现象很不满、很焦虑,他一方面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学校要以教学为主,要建立正常教学秩序,要团结依靠知识分子办学。他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校内推行了一系列的办学方略和措施。
    他坚持以培养专业人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他提出:学校以学生为主体,全院的干部、教师和职工,都是为培养学生成才服务的。药学院是为国家培养药学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的,以技术人才为国家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也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药学专业技术人才,应以专业理论技术教学为主,不能要求学生成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因而在教育安排上,应侧重于专业理论与技术的教学,政治教育应按国家规定,上几门政治理论课,适当参加劳动锻炼,并注重平时的思想教育,使学生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明确的政治方向,毕业后能应用学到的专业技术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又红又专。他强调要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改善学校环境和校风校貌。他的这套思想和主张,在当时实行起来,阻力和困难是很大的。有时他迫于形势的压力,难以抵制时,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尽量减少损失。
    1961年,国家教育部开始纠正学校教育的混乱现象,制订颁发了《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即“高教60条”。这个文件符合他的思想,他积极主持学习和贯彻高教60条,整顿教学秩序,整顿校容校风,迅速改变了学校的面貌,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他坚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靠知识分子办学。他一贯认为教师是办好学校的依靠力量,必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提出:政治上要信任教师,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工作上要支持教师,努力为他们创造条件,支持他们著书立说,编写教材和开展科学研究及各种学术活动;生活上要关心教师,热心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思想上要帮助教师,引导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他的主持下,对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想方设法为他们摘掉帽子,特别是为著名药学家顾学裘教授摘帽的问题,他亲自到市委商议研究,又反复在校内做统一思想的工作,终于为他恢复了名誉和待遇,并与他个别谈心,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他对各类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教师,都以诚相待,与他们交谈,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教师家家烧煤炉,种菜、养鸡……生活上存在种种困难。他组织干部想尽办法,为各家安装煤气炉,开办农场,采取各种措施,尽量改善教师生活。广大教师对老院长都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老教师都愿意与他亲近谈心。在十年动乱时期,与他同时受迫害被专政的教师,他总是关切地对他们进行劝慰和开导,以他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左”倾错误而后被纠正的史实,告诉他们:“要相信党和党的政策,总有一天会明辨是非的。要放宽心、想得开,暂时的委屈和困难一定会过去……”
    这对当时受冤屈而苦闷、悲观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力量,使他们坚持渡过了难关。这些受过老院长关怀、开导的老教师,在他们被落实政策后,无不充满着对老院长的无限崇敬,由衷地钦佩他身处逆境而对党坚信不移,具有远见的立场观念。
    他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在领导学校的各项工作中,都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大事在党委会上让大家充分讨论,发表各自的意见,然后集中研究作出决定。再召开由主要教研室主任和干部组成的院务会议,认真讨论和贯彻执行。日常工作,规定每周定时召开各系部主任和处、科、室干部参加的行政工作会议,汇报工作,交流情况,对相互有关联的问题,经过讨论协商作出决定,会后各自贯彻执行,从不轻易命令行事。所以在他领导时期,干部心情舒畅,上下纵横关系融洽,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而且全院各部门之间,互通情况,协调配合,促进了学校工作的全面发展。
    他坚持党的传统作风。他常对干部说:“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把队伍带起来,首先要以身作则,贯彻党的光荣传统作风,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还提出:“在遇到待遇问题时,要党内让党外,上级让下级,干部让群众。在作风上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全院职工,只有职务上的分工,政治上应一律平等。”他是这样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保持着红军战士的革命传统作风,廉洁自律,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勤奋实干,直至晚年。他对自己的子女、亲属,不论是升学、就业等,从不找关系、走后门,不搞任何特权。也不许他的子女、亲属打着他的旗号,挖门路、谋私利,要求他们凭自己的本事,自谋出路和创业。他对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损公肥私等腐败现象和种种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对摆阔气、讲排场、追求时髦享受,以及各种花花世界,他都看不惯,嗤之以鼻。他始终奉公守洁,独善其身。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裤,还经常自己烧饭做菜,洗衣做家务。虽然按国家规定,他可以享受用保姆的待遇,但他一直信守自己的格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只要自己能动,总是亲自动手。按规定,学校的小车他可随时调用,但他外出开会、办事,经常步行或坐公共汽车,甚至外地出差,也常常不让买卧铺。校内外不少同志,还以为学校对老干部不关心,向学校提意见,他却说:“国家还不富,省点钱办事业吧!”学校按规定每年发给老干部交通汽油费,他也从来不领。鉴于他在药界的名望、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国内很多医药厂家、公司、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都特聘他做顾问或其他名誉职务,他虽热心地为他们出谋划策,指导工作,帮助他们开发产品,发展生产,提高效益,但他都拒收酬金。他常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作比较,对现在这样的生活总感到很满足,他说:“我是出生农民家庭,就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这一生是饱经风霜之苦,而最后得安享幸福日。”他就是这样,把红军时代养成的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思想作风,深深地扎根在心中。
    沈阳药学院在李维祯的领导和他的办学思想影响下,通过贯彻“高教60条”,逐渐形成良好的教学秩序和校风校貌,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但是,到了1964年学校被确定为东北地区高校“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从此,李维祯的正确办学思想,被错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投降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他本人被当作“走资派”,受到了猛烈的批判。相继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所谓问题又不断升级,被游街、批斗、戴高帽、关“牛棚”,施行“群众专政”。但是,就是在他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他还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多次提出办好药学院的建议和意见,虽然当时他根本无职无权,起不了作用,但却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老干部对党的事业和药学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粉碎“四人帮”后,李维祯恢复了领导职务,他精神振奋,不计较个人恩怨,立即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拨乱反正,恢复和建设学校。他为沈阳药学院的振兴和发展,到处奔波,不遗余力地勤奋努力,他主持和组织制订了学校发展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纲要,呕心沥血地为沈阳药学院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不息,直至1984年退居二线。
    1984年,李维祯已74岁高龄,超期退居二线。1987年9月离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辛奋战半个多世纪的李老,本可按国家政策,享受晚年安逸的离休生活。但是,辛勤操劳已成习惯,为国为民已成追求的李维祯,哪里有安逸享受之心之情,“壮心未与年俱老,枫临晚秋叶正红”,“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考虑到离休后可摆脱行政事务的纠缠,可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专业工作。于是,他决心利用离休后时间比较充裕、灵活的有利条件,再干一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他认为:“作为一名医药科学工作者,他的事业是与人类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他的使命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摆脱病痛,靠近健康,远离死亡;作为一名医药科学家,必须把眼光盯准医药科学的前沿,把保障人类的健康作为主攻方向。”于是,他又开始了丰富多彩、很有意义的晚年生活,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他的晚年余生。他是沈阳市委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他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学习各种文件和书刊,关心了解国家大事,总想为党、国家和人民尽一份责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
    他从事药政管理、药学教育和科研工作5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要总结整理出来,奉献于人类。虽然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结合红军卫校的教学工作和药厂、药政管理工作,编写过《药物学》、《调制剂学》、《司药法规》、《药事管理》等教材和指导药事管理工作的实用著作;解放后在担任药政、药学会等工作期间,结合工作实际和出国考察,写过20余篇论文或专题文章,发表于《药学通报》、《军医杂志》等刊物上;在沈阳药学院工作期间,主编过30余万字的《药事组织学》,审阅出版由胡乃钊教授主编的《毒物分析化学》,发表过40余篇论文和报告。但是他还有很多积累的资料和经验,有待整理编写成书,特别是他情有独钟的中药,很想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整理和编写出来,奉献给人类的健康事业。因此他决定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纳入自己晚年的工作日程。他亲自动手,并组织有关人员,主持编写出版了《中药制剂学》、《中国近代药学史》、《药学企业管理》等多部著作。
    退居二线后,学院的正规教育已交由年轻的领导人,自己倒也放心。但他看到国家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要大批专业人才,特别是中药行业后继乏人严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具有特色的祖国药学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当他看到国家医药管理局和光明日报社联合创办“光明中药函授学院”的文件时,感到此举正确,十分赞赏,并决定创办“沈阳中药函授分院”。他的这一决策,得到了沈阳药学院、沈阳市医药局、沈阳市卫生局、沈阳市药材公司、辽宁中医学院和中医药界知名人士的鼓励和支持。在他的主持下,经过紧张的筹备,“光明中药函授学院沈阳分院”于1987年8月正式成立。分院隶属于光明中药函授学院,地方受省、市医药局领导,并以沈阳药学院为依托,聘请知名教授专家组成教育委员会,他亲自任主任委员,全面负责办学工作。李维祯不顾年迈,对分院工作抓得很紧,对分院的教学、学籍管理、实验课、考试和财务等工作都亲自过问,还经常找学生谈话,听取意见。分院的招生分为两类,一类是招收大学落榜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分班面授,如同正规的大专教学;另一类招收中药系统的在职职工,按成人教育的特点组织教学,学制二年。分院实行严格考勤,严格管理,配有辅导员和班主任,尤其注重考试把关,每次考试李维祯都亲自到场,以保证教育质量。沈阳中药函授分院,由于教育管理严格,教学组织严密,教学态度认真,教学质量名列前茅,因此荣获全国函授教育先进集体称号。李维祯办分院的宗旨是培养中药人才,不是为了挣钱,因此收费标准很低,曾有一些人建议他提高收费标准,他严肃地指出:“我们收学费是为了更好的办学,办学是培养人才,可不是为了挣钱呀。”就是这样,他为了祖国的药学事业,从古稀之年到耄耋高龄,默默地耕耘不停,又为国家培养了四百余名中药专业人才。
    李维祯在晚年投入精力最多、也是最有意义的,他致力于老年药学和抗衰老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敏锐地看到了老年社会的来临。世界人口老龄化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国政府都很关注。老年人的合理用药和抗衰老医药保健的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他多次邀集医药界有关专家学者,研讨老年药学和抗衰老医药保健的研究开发等问题。1980年他在吉林四平市,召集了全国有关医药学专家会议,开展抗衰老药物研究的学术研讨,并酝酿成立抗衰老药物研究的学术组织机构。1983年,在他的推动和主持下,于10月26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抗衰老药物学术会议。当时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曼焰和一些知名专家到会并讲了话,国家医药管理局老干部处发来了贺电,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代表153人,收到学术论文97篇。会议开展了学术研讨和交流,并经讨论和酝酿,成立了抗衰老学术研究会,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李维祯任理事长。会议商定该会隶属于中国保健食品协会,全称为“中国保健食品协会抗衰老学术研究会”。这次会后,他主持领导抗衰老学术研究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健全和发展组织,进行抗衰老医药保健品的研究开发,他带头把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中药研制,研究开发出“壮尔神”等抗衰老保健药新品种。与此同时,他又积极发起成立老年药学会,创建和发展老年药学新学科。老年药学是研究老年期用药特点、规律与合理用药,以及抗衰老药物研究开发的一门新学科,国内外尚无成型的学科体系,但它对老年人合理、安全、有效用药,对于开发研究抗衰老药物用于老年保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由于老年药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很多人不理解,所以李维祯在筹建老年药学会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阻力和困难,甚至有的药学界权威人士也予反对。李维祯在医药界德高望重,他高瞻远瞩,理直气壮地据理陈述。同时,他到处奔波,组织一些有社会影响、持赞同观点的专家学者,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经过近三年时间的艰辛工作,原来持不同或反对意见的人,转变了观点和态度,终于1986年成立了中国药学会老年药学分科学会(后改为中国药学会老年药学专业委员会),李维祯任主任委员。1987年8月在沈阳召开了首次老年药学全国学术会议,宣告我国老年药学新学科正式诞生。
    两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的建立,使李老开展老年药学和抗衰老医药保健学术活动,有了学术阵地与组织保证。从此,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两会密切合作,联合举办各种学术活动。从1986至1996的10年中,基本上是每年一次全国性或国际性或地区性大型学术会议,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在会上发表交流论文达1200余篇,编印会议论文集10余册,他还亲自主编出版《保健饮食医药文集》不定期出版物,共计110余万字。还在辽宁、北京、黑龙江、广西、西安等省市建立了省或市级老年药学专业委员会或抗衰老学会,广泛开展省市或地区性学术交流、学术讲座和科技咨询等活动。这些学术活动和学术刊物,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老年药学新学科和抗衰老药物研究的发展,也促进了专业队伍的扩大和提高。
    2001年9月,由李维祯任名誉主编,郦章安、吴春福主编的《现代老年药学》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这部老年药学新学科128万字的国内外首部专著,在编委会的“前言”中写道:“本书的名誉主编原沈阳药学院院长李维祯教授,是我国老年药学创始人……为感谢他对老年药学新学科的建设和抗衰老医药保健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仅以本书敬献给李老,以表我们对他的永远缅怀之情。”
    李维祯德高望重,名扬海外。1985年夏,75岁高龄的李老应日本药剂师学会的邀请,率团赴日本访问和讲学,受到日本药界的热烈欢迎。并经双方商谈,签订了建立中日药剂师学会的协议,开了中日医药界友好交往和学术交流的先河。日本“国际自然医学会”会长森下敬一教授,经常率团来我国访问,他多次拜会李维祯,祈望能与他领导的老年药学会和抗衰老学术研究会建立协作关系,共同推动世界抗衰老医药保健事业的发展。后经研究,李老决定特邀森下敬一为“中国保健食品协会抗衰老学术研究会”的名誉理事,森下教授拿到聘书非常高兴。1989年7月,李老领导的“两会”与森下的国际自然医学会联合召开了“抗衰老保健(中日)学术交流会”。1991年7月,两会又与国际自然医学会联合发起,召开了首届“老年药学国际会议”。在他的晚年,经常接待国际友人,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
    李维祯离休后15年的晚年生活,就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光辉照人。他为祖国药学事业培养专业人才,开创老年药学新学科,为人类特别是老年人的医药保健、长寿健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1989年10月25日,沈阳市委授予他“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直至因病住院,于1998年12月19日离开人世,享年88岁。
    李维祯的一生,是忧国忧民,追求真理,为国奋斗,为民谋利的一生;是廉洁自律,艰苦朴素,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不计荣辱,不避艰险,为党、为国、为人民战斗不息的一生。他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作的贡献,尤其为我国医药事业、药学教育事业,倾注了满腔的热忱,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国药学界德高望重的药学专家,已载入《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并深深地印在了满天下桃李的心坎。

参考资料:辽宁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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